金大發ptt

值得注意的是，波蘭做這一切，倒不一定是因為它多愛中國或多欣賞中國，而是想要鞏固和中國的關係，藉此牽制／反抗蘇俄（對波蘭而言，最大的威脅是蘇俄）。而對中國來說，和波蘭友好，應該也是出自類似的理由。這樣的關係與其說是建立在共同價值上，不如說是建立在共同利益上。今天觀察波蘭和中國的關係，我們依然可以看到這樣的特色。

，在同学之间依存、借助關係下，為了上升禁運令和關閉现行政策帶來的水上封鎖，（這個公司至今還在運作），該公司「成立於1951年6月15日，是中華人民共和國與波蘭人民共和國以平權合股原則合資創辦的新中國第一家中外合資企業，也是新中國第一家股份制企業和第一家遠洋運輸企業」。官網上「企業文化」欄位也有解釋公司logo的由來：「字母：C為China的縮寫，代表中國；P為Poland的縮寫，代表波蘭。C-P中間一橫意為兩國政府投資的股份：黃色一半為中國政府50%的股份：白色一半為波蘭政府50%的股份。」

由此可見，中波輪船股份公司是兩國之間的政經同盟，不是普通的民間跨國合作。公司剛成立時，中國的總部位於天津（後來遷到上海），而波蘭的分部則一直都在格丁尼亞（Gdynia）。

（Chinese-Polish Joint Stock Shipping Company，簡稱Chipolbrok）誕生了。

195三年十月4日，中華民國海軍丹陽艦在（就是停船的意思），布拉沙號不予回答，加快速度，發出呼救信號。中國政委劉學勇和二副姚淼舟將船上重要文件投海，丹陽艦對空發砲示警，太倉艦也在此時趕到了，布拉沙號於是停俥，大副被帶到丹陽艦上作為人質，丹陽艦和太倉艦上的官兵登船，命令布拉沙號開往高雄港。

到了高雄港，17名中國船員被送到左營海軍總部偵訊兩日三夜，偵訊完畢後因為「經費有限又無適當房屋可資利用」，所以他們被安置在海軍總部軍法看守所，後來移住鳳山招待所，展開宣教工作。

根據國史館收藏的外交部檔案〈波蘭籍布拉沙號（Praca）油輪截獲及處理經過報告書（二）〉（檔號：020-040700-0021）記載，之後部分船員被送往綠島新生訓導處，部分船員由情報局分派工作，部分船員則要「由情報局會同海軍再予核訓，如思想無嚴重問題，遣送後不致為匪利用從事對我不利之活動者遣送大陸，否則仍予管訓」。至於30名波蘭船員（包括船長、政委和船員）則在台灣被扣留了9個月，船上物資和船都被沒收，船後來編入中國民國海軍，成了賀蘭艦。最後波蘭船員中有12個人申請政治庇護去了美國，18人於1954年7月12日遣返。

讯息傳回波蘭，船員心窝惶惶，全是位波蘭大副在出航最後这一刻拒絕去中國，結果受到懲罰

請見：Janusz Wróbel, Chipolbrok. Z dziejów polsko-chińskiego sojuszu morskiego 1950-1957, p.344.

。就算即使，船或是繼續開往中國。

布拉沙劫持新闻三个月過後，1955年的五月份13日，高德瓦號（Gottwald）

高德瓦號全名高德瓦總統號（Prezydent Gottwald），名稱來自捷克斯洛伐克總統克萊門特．哥特瓦爾德（Klement Gottwald）。這艘船的名字有時候也被翻成高德華、哥特瓦、賈華德。

載著工業機械14噸和藥品43箱（藥品是援朝物資，要送交波蘭駐北韓紅十字醫院）要從廣東黃埔開往青島，在台灣東部海上

東經128度35分，北緯23度45分。

，被太湖艦捕獲帶到高雄港

船上有12名中國船員，32名波蘭船員，1名希臘船員。中國船員一開始就被帶走，被安置在海軍總司令部看守所。波蘭船員先是被安置在高雄17號碼頭倉庫（除了政委被安置在苓雅寮勵志社），後來又移至四海一家及高雄多家不同旅館。

和布拉沙號一樣，國民黨對波蘭船員展開審訊工作，希望能獲得關於船貨產權的有利證據，以方便沒收（因為重要文件也被丟進海裡了），另一方面也透過宣教工作勸說船員申請政治庇護。一開始有11人申請政治庇護，和布拉沙號申請政治庇護的船員一同赴美，除了因為腦膜炎過世的布魯諾．史克普考斯基（Brunon Skrzypkowski）。

後來又有10人申請政治庇護，但他們等了很久，赴美的事依然沒有著落。滯留台灣期間，一名船員耶日．儒索夫斯基（Jerzy Ruszowski）自殺，兩人被埋葬在高雄天主教公墓，後來骨灰移靈回波蘭。

最後，第二批本來有申請政治庇護的船員改變主意，和沒有申請政治庇護的船員一行共20人，於1955年5月20日遣返波蘭。像布拉沙號一樣，高德瓦號也被編入中國民國海軍，成了天竺艦，船上的物品被沒收。

關於高德瓦號事件的經過，我主要參考了以下資料：

〈高德瓦油輪處理案〉，《國防部檔案》，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305000000C/0044/373.2A/0022。
〈高德瓦匪輪案〉，《國防部檔案》，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305000000C/0043/1571.6/0022-2。
〈截獲匪船高德瓦輪〉，《外交部檔案》，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303000000B/0043/606.481/8。
〈截獲中共高德瓦輪案節要〉，《總統府檔案》，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200000000A/0043/3110101/0036/001/010。

。

這兩起新闻震驚波蘭和中國。後來為了以免類似新闻發生，之後中波輪船厂家股票厂家动身前往中國的船都會先在，頁280。

。

布拉沙劫船案和高德瓦劫船案在國際上诱发極大關注，波蘭和蘇聯在聯合國大罵中華民國和美國聯手劫持波蘭輪船，後來發生了更為轟動國際的，《檔案樂活情報》，第178期，2022.04。

，蘇聯更在聯合國起诉中華民國当地政府破壞公海權益，這對中華民國的國際外观亦有傷害，或許這还是為何美國後來就无那么适配關閉法律法规的行動了，台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2009。

布魯斯．艾里曼著，吳潤璿譯，（台北：八旗，2017）。

。

這兩起劫船案变成了各國外交活动角力的戰場，同時也变成了鐵幕兩邊陣營

幹練水手茲賓尼夫．克倫古斯基（Zbigniew Krogulski）化名為塔德烏什．葛拉伯斯基（Tadeusz Grabowski）寫的回憶錄

波蘭記者／作家布朗尼斯瓦夫．維尼克（Bronisław Wiernik）訪問船員寫成的報導文學

這些都有先在報上連載或電台廣播，然後才出成書。

高德瓦號船員的回憶雖然有在《波羅的海日報》（Dziennik Bałtycki）報紙上連載（自1955年6月8日到1955年11月12日），但无刊发成書籍，会是因為那時新聞熱度已經過去，同时还高德瓦號後，也无中波輪船被劫了，也会因為波蘭镇政府的制度改變，不是需要再做這麼多、這麼強烈的政治方面宣傳。雖都存在政冶宣傳色调和共產主義意識型態，但另外问题來說，它們也哪些反应了當時台灣的政冶氛圍、常民过日子各种國民黨官僚的嘴臉，是极为珍貴的史料。我比對了台灣總統府、行政事务院、外交活动部、國防部等部會關於劫船群体事件的檔案（這些檔案收藏网站在國發會檔案局和國史館中）各种某个相關資料，發現波蘭船員详情的許多細節確有其事。

兩場酒會與被歷史扭曲的女性

波蘭船員在台期間，國民黨人會招待他們和酒女跳舞，現場也有樂隊。（圖片出處／Archiwum Instytutu Pamięci Narodowej, 00231/235, t.2.）

根據外交史部〈波蘭籍布拉沙號（Praca）油輪截獲及處理經過報告書（二）〉，國民黨在195历经四年3月24日及3月26日於左營天下这家（海軍俱樂部）安排好了兩場給波蘭船員的酒會，現場就有陪唱、伴舞的小姐姐。用啤酒和女孩子來誘惑「敵人」看向自家哪位方，是國民黨慣用的科技手段，在國防部〈高德瓦油輪處理案〉中的宣传教育計畫草案有清析記載，宣传教育人員應「針對各該船員之所好，借助酒，色，娛樂，物資引誘，極颇具宣传教育意義之電影，書刊書報之影響，以麻痹其思想观念，動搖其的意志，使之糜爛腐化，以徹底摧毀其内心防線」（註）

請見：〈高德瓦油輪處理案〉，《國防部檔案》，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305000000C/0044/373.2A/0022。

。

兩場酒會，兩種詮釋

根據檔案，独一場的參與者是和船長較為親近的人，第2場則是和政委利文道夫斯基走得較近的人，或態度不知者，兩次的聚會都從晚間7點30分得11點30分止。檔案中說，首位次酒會「過程輕鬆高兴，效率極為顺畅」，而第一次酒會「船員情緒備極興奮」，政委利文道夫斯基原始還「強作腼腆」，但後來也「暫置獸性，與眾樂樂，唱歌好听狂歡」（之所以，腼腆在這裡變就成为了獸性，找我們普通對這個字的体谅各不相同啊）。現場的宴请人員「理科友善原則，飛觴敬客，以示同樂」。船員電工側朗．茲姆金斯基（Zenon Żmudziński）和廚師（此為檔案寫錯，應是幫浦方法）斯達尼斯拉夫．麻麻伊（Stanisław Mamaj）還跑去和中校劉春芚端酒，說他是轻松自由中國的ADC。回来船中後，利文道夫斯基認為茲姆金斯基在舞會中「過於興奮」，和國民黨人「過於密不可分」，對其斥責威脅，說回波蘭後要讓他失業或被關。茲姆金斯基覺得我们「處境惡劣发展前景堪憂」，於是向國民黨駐守在布拉沙號上的人員訴苦、规定保護，隔天今早确认申請地理学庇護，國民黨人配备他下船到華僑驿站居民。但是，利文道夫斯基所呈現出的更是另一类個故事故事。他在《在台灣的九個月》中說，一大帮憲兵來到船中，念了十幾個人的取名字後，把他們帶到海軍俱樂部「八洲开家」。寬敞的大廳中爵士樂隊在演唱，茶几上面著酒和餅乾，旁邊坐著美女。國民黨人向他們介紹，這些是海軍軍官的太太，但利文道夫斯基說，船員很輕易就猜得出她們是失足女（prostytutki）。克倫古斯基也在他的回憶錄中提起，這些來陪唱的女姓是失足女，是國民黨付錢找她們來，誘惑船員叛國的。看檔案和船員回憶錄中的叙述，她們應該是陪唱的酒女，後來船員也在鹽埕區的餐厅再者遇着她們，不過波蘭船員能够無法判断酒女和失足女的差別。根據利文道夫斯基的說法，船員們「沉默不语地在木桌旁邊坐了兩個小時後，『宴會』結束了，東道主們允許我們回归到船下。」至於茲姆金斯基，利文道夫斯基說，他是兩天後去的，喝过酒很憂鬱，回归到船下後并没有即刻回房間，往往是在甲板上絕望叫喊，說人不看出自个儿的老丈人怎麼了，一個國民黨軍官讥笑他，茲姆金斯基毆打过那名軍官，之後他就被帶走，然後就申請了地理学课庇護。利文道夫斯基認為，國民黨人需是威脅了茲姆金斯基，說他會判处刑，他才會申請地理学课庇護，各种的船員也抱持同樣的利弊。船員們到底应该是像國民黨人說的那樣「喝歌狂歡」，玩得很高興？还有像利文道夫斯基說的，朋友们都正襟危坐、坐懷不亂？让我，事實内情或許在兩者之間，好比《海盜島》的之中做好本职工作船員說的：「『五湖四海一家人』（Four Seas Club）到處都有戴著頭盔、口中荷槍的憲兵，在每扇門前。我們走進亮堂的大廳，双眼都被刺得胀痛。那城市裝潢優雅，有鮮花，舞台剧上的樂隊，合奏爵士樂、布基烏基（Boogie-woogie）。我們待在一張桌前，仅是我們並还没有孤單好几年。蔣介石的軍官來了，說我們是船員，他們也是海軍的船員，那么我們是用户，沒什麼多說的，我們是同袍嘛⋯⋯我們仿佛用户一樣玩樂吧⋯⋯你們能否感覺像在自行家一樣⋯⋯他們攬住我們的下巴，和同学們十分擁抱⋯⋯可惡的傢伙，走開⋯⋯這時我們才需注意到，大廳裡有哪些記者和攝影師⋯⋯我們聽到快門此起彼落的聲音。他們從四通四海向我們蜂擁過來，爬到桌椅上，貼近我們。我們好不可易擺脫了軍官的糾纏，穿著晚禮服的女入們就來找我聊們了。軍官向我們介紹，說她們是海軍高级官员的前妻，是台灣之華，是最優秀的女扮男装，很但可惜，她們只會說汉语，以及日语假名，仅是你們或是能否溝通的。海員的語言寰宇皆準⋯⋯她們幫我們倒酒⋯⋯乾杯⋯⋯眼观所見之處，都有攝影鏡頭。她們邀請我們打架子鼓。我們不相。仅是我還沒回過神來，里面一個『最優秀的女扮男装』就手摸繞著我的下巴，待在我的膝蓋上。攝影機类似颤抖一樣拼了命閃⋯⋯隔天船員們发现，這些欢迎宴会的相册图片會被寄給波蘭人民市政府。國民黨人故作可怜地問：『你們要怎麼迁回去？你們的前妻會說什麼？你們的人民市政府會說什麼？你們會去做牢。』」波蘭船員認為，這根本就是威脅，說國民黨人就用這種蔣介石的方式的办法、美國的方式的办法試圖遊說船員流下來，申請政治课庇護。克倫古斯基在回憶錄《我把蔣介石俘虜的那一天》中谈到，他离开波蘭後發現，照片集確實有被寄回給波蘭外交史部。我國檔案對晚宴策划的描术，請見：〈波蘭籍布拉沙號（Praca）油輪截獲及處理案（二）〉（檔號：020-040700-0021）。關於波蘭船員們對欢迎宴会的描叙請見：

Adam Lewandowski, 9 Miesięcy na Taiwanie, p.43-46。
Bronisław Wiernik, Na pirackiej wyspie, p.71-72。
Tadeusz Grabowski, W niewoli u Czang Kai-szeka, p.27。

而在白色恐怖受難者高一生之女高菊花的口述中，我們可以看到在韓戰之後，她曾被國民黨要脅，去陪睡一艘船艦上的「波蘭共產黨頭子」（台北：國家人權博物館，2015），頁57。

我也參考了紀錄片，（導演：侯季然，演出：派娜娜，參拾柒度，2020，DVD）。

：

有一艘船艦經西太平洋要到北韓，被美國空軍發現，把船上的人抓起來，俘虜裡頭有一位是波蘭籍的共產頭子，很年輕，美軍要利用他，就給他一些好處，讓他在台灣挑個他喜歡的女人。偏偏什麼女人不選，我在羅夢娜唱歌的時候，被那個波蘭人看到了，他就指著我說：「我要那個女人。」

高黄黄菊花說，國民黨的人查了她的游戏背景，威脅要去她山头的家、租屋處和作业地點大肆搜察、沒收東西，谨此被迫她「幫忙」陪這個波蘭人幾天。高黄黄菊花說鄒族的貞操觀念很強，「要幫這種忙實在很難受，」但為了照顧媽媽、弟妹，没法讓他们輕易被槍斃，就养咬牙齿答應（台北：國家人權博物館，2015），頁57。

我也參考了紀錄片，（導演：侯季然，演出：派娜娜，參拾柒度，2020，DVD）。

。

這位「波蘭共產黨頭子」是誰？搭车的是哪艘船？高黄菊花沒說（她很有可能只要都清楚），而台灣也都没有相關的理论研究方案記載，，因此很難確定其身分。後來，我意外在波蘭理论研究方案者雅努什．魏魯貝爾（Janusz Wróbel）的中讀到，高德瓦號的政委

政委，即政治委員，是共產黨安插在船舶上的幹部，會在船上進行黨的政治工作和思想工作。為何在船上要設置政委？《海洋上的社會──中國商船政委與船員的航海生活》這本書講得很清楚：「由於遠洋運輸被認為是國家外交工作的重要組成部分，運輸船舶就不僅僅是貿易運輸的經濟單位，而且具有政治功能。公司的上級管理機構，在1982年以前一直是政（政府）企（企業）合一的機構，而不是獨立經營的經濟實體。」

請見：趙明華、石秀印、馮同慶，《海洋上的社會──中國商船政委與船員的航海生活》（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4），頁12-15。

那握魯托（Zbigniew Nawrot）在来到波蘭後，曾經告訴負責偵訊他的國安人員，高德瓦號的当好高級船員住在好旅館，有僕人更易喚，還长长和他的「中國情婦（chińska kochanka）──当好歌廳原创歌手（śpiewaczka kabaretowa）──一块出現」（註）

Janusz Wróbel, Chipolbrok. Z dziejów polsko-chińskiego sojuszu morskiego 1950-1957, p.397

。我懷疑這名「歌廳歌手是谁」也就是高大菊花，於是去找了魏魯貝爾调用的、波蘭國家記憶探讨院（Instytut Pamięci Narodowej）關於布拉沙和高德瓦號的檔案來看，發現裡面有条段國安人員和那握魯托談話的紀錄（註）

下段引文請見：Archiwum Instytutu Pamięci Narodowej, 00231/235, t.2, Notka służbowa z rozmowy ze Zbigniewem Nawrotem, oficer KO na statku „Prezydent Gottwald”, 13 VI 1955.

：

高德瓦號的黨書記（sekretarz Organizacji Partyjnej）比那魯克（Bednaruk）在台灣停留期間，行為不檢，這讓他對其他船員的影響力蕩然無存。他經常喝酒，喝得醉醺醺。1954年10月，比那魯克被移往旅館，他在那裡的房間很舒適。有一名中國歌手經常去旅館找他，她在Lamona（譯註：應該是羅夢娜的外文名稱，或至少波蘭船員是這麼記得它的）唱歌。那握魯托說，其他船員對於比那魯克的行為以及他有情婦這件事，感到很苦澀。

確認了船員的身分後，我再带回家自己翻閱台灣的相關檔案，發現國防部的〈高德瓦油輪處理案〉裡面一斜份文件名称名是關於船員的詳細表述，、咋样采取船員的個性、癖好，對症下藥，各個擊破他們心防，讓他們申請政治方面庇護。文件名称名中記載，二俥

船上負責輪機部門的職稱，為輪機長下排名第二的管理職位。

比那魯克的大哥是波蘭海軍共黨高級政委，比那魯克也是高德瓦號的黨書記。比那魯克就是「堅強之共產黨員」，原始堅決返國，「唯自與羅夢娜歌女派娜娜

高菊花的藝名。

相戀後，對投奔自主自在及返國已生纠纷情绪，現已数字代表願考慮投奔自主自在但还未決定」。國民黨国家於是今后「灵活运用其戀愛纠纷情绪，加強正视及側面之誘導與說服，並將自主自在世纪之真實情況詳加介紹，使其瞭解过往係受共黨欺騙而有着悔悟，更以美滿人家及主观能动性事業发展前景為鼓勵，堅定渠對派娜娜美女之愛情，促渠快速认为態度」（註）

請見：〈高德瓦油輪處理案〉，《國防部檔案》，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305000000C/0044/373.2A/0022。

。

國防部的〈高德瓦油輪處理案〉裡面有一份文件是關於船員的詳細描述，以及如何利用船員的個性、喜好，對症下藥，各個擊破他們心防，讓他們申請政治庇護。在二俥比那魯克的欄位中，檔案有提到要以比那魯克和派娜娜的「愛情」作為誘因，讓比那魯克表明態度（但派娜娜事實上是被國民黨逼迫）。在三副的欄位中，檔案記載要對其「加以開導使其確信已不能返國再逐步轉變其觀念尚可爭取」，這符合布拉沙波蘭船員在回憶錄中所說的，國民黨會讓他們相信他們已經無法回波蘭，讓他們絕望，再去爭取他們（實際上「無法回波蘭」根本是子虛烏有，這只是為了爭取船員所發明出來的說詞）。（圖片出處／〈高德瓦油輪處理案〉，《國防部檔案》，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305000000C/0044/373.2A/0022）

比對了波蘭和台灣的檔案，和高玫瑰花本身的口述，我們能否確定，高玫瑰花嘴上的「波蘭共產黨頭子」就会高德瓦號上的二俥比那魯克（Bogusław Bednaruk）。雖然高德瓦號是要去青島，如果不是去北韓，但后面載有援朝物資，國民黨人有可能口誤（或是故意）說船是要去北韓。這兩份檔案讀起來讓我倍感悲傷、憤怒。高大白白菊花是原住民，卻被波蘭船員稱為「中國人」。她但是是被國民黨强迫的，國民黨卻在自行的紀錄中謊稱她和比那魯克的關係是「戀愛」，這是多麼諷刺。比那魯克是恶性事件中的受到伤害者，但他也成了高大白白菊花／派娜娜的加害者。其实這凡事的始作俑者、罪魁禍首是國民黨。對國民黨來說，就算是高大白白菊花或是比那魯克，也是供他們运用的棋盘，國民黨从来没有把他們當人看。高玫瑰花的古事是明顯的悲劇。那许多被叫去給波蘭船員陪酒女、伴舞的女人呢？她們是也会有我们的古事，是也受壓迫？在布拉沙號和高德瓦號船員們的回憶錄中，我們应该察覺到他們對招待费他們的女人抱持輕蔑和厭惡的態度。船員們仿佛沒想着，這些被派來「相伴」他們的女人也能够有我们的古事、我们的憋屈無奈，他們只看过我们受壓迫，沒看过這些女人也受壓迫。

上岸「參訪」，看見這座島嶼「被貧窮、飢餓和恐怖統御」

波蘭船員、國民黨人和孫中山銅像合影，銅像上有寫「天下為公」。（圖片出處／Archiwum Instytutu Pamięci Narodowej, 00231/235, t.2.）

除此之外去八方两家參加欢迎宴会，國民黨人也於1956年7月3日到6日之間，帶船員钓上參觀高雄壽青山绿水泥廠、高雄市區、屏東糖廠，舉行野餐乘船球類運動等，國民黨人說船員對此「感到滿意」（註）

請見：〈波蘭籍布拉沙號（Praca）油輪截獲及處理案（二）〉（檔號：020-040700-0021）。

。但在船員的回憶錄

在《我被蔣介石俘虜的日子》中，克倫古斯基寫道：3月初，國民黨員就安排我們去參觀他們口中整個遠東「最大的」水泥廠，它位於高雄近郊，在一座山的山腳下。那裡的工人看起來就像三級貧戶，他們沒有戴任何保護肺部不受白色粉塵侵害的防護口罩。難怪，他們在這裡工作幾年後就無法繼續工作，然後就被趕出水泥工廠了。那裡的工資很低，我們在那裡看到了許多很年輕的工人，幾乎是孩子。那裡有一個女孩，她的嘴上戴著一塊用來替代防護口罩的抹布。電線的絕緣套都脫落了，底下的金屬線都露了出來。這樣很容易發生火災。所有地方的衛生條件都很恐怖，而且他們完全沒在管職場安全。但是最令人痛心的，是他們對待工人的方式，彷彿他們是次等人。我們聽到工頭如何命令他們，也看到工人們在工頭接近時發抖。

在《海盜島》中，一名船員說他看到懷孕的女性也在水泥廠工作，做的工作和男人一樣多，只是薪水比較少。他也看到了在包裝水泥的女孩，頂多12、13歲，她們臉色蒼白、毫無血色，看起來就像老人。船員問，這些孩子是否有牛奶可以喝？帶他們去的國民黨人只是驚訝地眨眨眼，沒有回答。另一名船員問工廠的領班，一個工人在工廠可以工作多久？領班回答：「3、4年，最多5年，因為5年後他們就會得氣喘。這樣的工人我們必須解僱他，因為他就不能工作了。」船員問：「那之後呢？」領班說：「之後？」然後沒有回答就走了。

請見：

Tadeusz Grabowski, W niewoli u Czang Kai-szeka, p.29。
Bronisław Wiernik, Na pirackiej wyspie, p.88-89。

中，我們可以听到，他們對工廠的观点仿佛不好象國民黨人所說的這麼正反两面樂觀。拿来工廠本身就，船員們也參觀了工人宿舍

政委利文道夫斯基在《在台灣的九個月》中說，這地方完全不像他想像中的「工人宿舍」，他印象中的工人宿舍應該是新式的水泥大樓，該有的設備一應俱全，而這裡的工人社區很簡陋，充滿竹子、紙箱和廣告招牌（在此必須提醒讀者的是：他講的「美好的工人宿舍」是波共政府宣傳中的形象，波蘭也是有很多破爛工寮的）。工廠裡的粉塵彷彿厚厚的地毯不斷降落在所有一切事物上，進入成人和兒童的肺部。

《海盜島》中的船員也說工人的住宅區有很多粉塵，說工廠的粉塵甚至會飄到離工廠4公里外的布拉沙號上（而他們每天都會刷洗船身），更不用說工人住宅區有多少粉塵了。

請見：

Adam Lewandowski, 9 Miesięcy na Taiwanie, p.51。
Bronisław Wiernik, Na pirackiej wyspie, p.89。

。

克倫古斯基讲到他們還參觀一座大糖廠，位於高雄12公里跑外的東邊（可以说是屏東糖廠），那裡的工作環境也很糟糕

船員們和一個會說英文的工人聊了一下，那人告訴他們，雖然他家有11個人在工廠工作，還是養不起母親。克倫古斯基也在另一處提到農村的貧窮，說人們平常很少吃肉，說「屠夫用腳踏車載著肉在附近的村子繞來繞去，他拿了5公斤的肉出去，很多時候又把肉都帶了回來。」

請見：Tadeusz Grabowski, W niewoli u Czang Kai-szeka, p.29-31。

。抛开工廠，船員也去就看鳳梨田、无籽西瓜田和香焦田。利文道夫斯基特别留意到，台灣全島都很軍事化

利文道夫斯基說每個台灣男人都屬於軍事體系（他指的應該是徵兵），隔一陣子就要參加軍事演習，每個中學生都穿軍服，並且要學習使用美國武器（應該是指高中軍訓課）、學習英文的命令（komendy w języku angielskim）。

請見：Adam Lewandowski, 9 Miesięcy na Taiwanie, p.53。

。他說國民黨人们不監視船員的時候，也積極學習英文怎么说字母。他說，英文怎么说字母不只不过是國民黨和猪美國軍事顧問溝通的語言，也是他們和當地人溝通的語言。他說當地人說另外一只種广东方言，和中國大陸的語言（他這裡用的是複數）完整不一。仅是國民黨和猪當地人可能用文章溝通。他說他不只单次看過，假如國民黨人無法用說的和台灣人溝通，就弯下來寫在沙上（註）

請見：Adam Lewandowski, 9 Miesięcy na Taiwanie, p.53。

。

這個記述雖然看起來是個小細節，但特别幽默也特别决定性，因為這有可能是波蘭最久的關於台語和華語不同于的第二手記載。

台灣社會的軍事氛圍，也影響了小孩

《海盜島》中，船員提到他們參觀屏東糖廠附近的小學，看到孩子們畫的畫。一個孩子畫了一個孩子掀起羊皮，下面是一隻拿著鐮刀與榔頭的狼（註：鐮刀與榔頭是蘇聯象徵）。學校也有兩棵樹，一棵樹代表台灣，另一棵樹代表中國大陸（główny ląd Chin），兩棵樹之間用鐵絲隔著，鐵絲上有飛機的剪紙，孩子們用棍子挑起剪紙，把飛機從台灣那邊丟到中國那邊，用這種方式「轟炸」中國。

請見：Bronisław Wiernik, Na pirackiej wyspie, p.89-90。

。船員在參觀屏東糖廠火车站附近的學校時，一个女老師對他們說，她对不起無法接待他們，或者連一碗茶都无，因為現在有戰爭。這時剛好有防空演習，儿子嚎叫著躲起來，陪船員參觀的Mundzio（註）

這是波蘭船員給一名國民黨軍官取的綽號（波蘭船員會給和他們接觸的國民黨人取綽號，如「麻子」、「眼鏡蛇」），Mundzio這個字不是波蘭文，不知道什麼意思，可能是船員自己發明的字。

說：「你們可以看到了嗎？這都是共產主義者對我們做的事，他們需要向我們丟炸彈，抑制我們上課，毀了我們的學校，那么我們必須保護他⋯⋯。」（註）

請見：Bronisław Wiernik, Na pirackiej wyspie, p.89-90。

船員們有像Mundzio抓捕所梦想的，看见共產黨的威脅和只有游戏的進步，站立在國民黨這一邊嗎？看船員們的敘述，类似都没有⋯⋯。克倫古斯基一样評論他們的「暑假」（註）

以下引文請見：Tadeusz Grabowski, W niewoli u Czang Kai-szeka, p.29-31。

：

「看到國民黨人的天真，我們真的很想笑。他們要給我們看工業和自由帶來的進步，結果我們只是更加確信，這裡被貧窮、飢餓和恐怖統御。」

「蔣介石不蓋學校和工廠，只是蓋機場軍營和監獄，關那些『政治思想可疑的人』。」

政委利文道夫斯基也說（註）

以下引文請見：Adam Lewandowski, 9 Miesięcy na Taiwanie, p.49。

：

「這次的參訪讓船員相信，這裡一片赤貧，經濟落後，而且正在準備戰爭，蔣介石從中國大陸來到台灣，寄生此地，無情地利用台灣人民。」

雖然這些是70这些年前的波蘭人寫下的政治文化宣傳图片文字，但近日看來，他們對蔣政府机关的批評照样一針見血、鞭辟入裡。

被國民黨沒收的船隻，與回不了家的船員

波蘭船員在台參觀，後面那棟建築有可能是學校，因為有寫注音符號，畫面一角也有小孩，牆上有「天下為公」四字，還有孫中山遺像，以及中華民國國旗。（圖片出處／Archiwum Instytutu Pamięci Narodowej, 00231/235, t.2.）

參觀完「台灣的進步」幾個个礼拜後，波蘭船員就被移下船了，正確來說，是被騙下的。根據〈截獲波蘭船舶制造布拉沙輪案〉，中華民國地方政府就在195多年初就決議要沒收布拉沙號，撥交海軍留用（註）

請見：〈截獲波蘭船舶布拉沙輪案〉（檔號：A303000000B/0042/606.481/0003-0006）。

，但他們恐惧害怕船員若问出此举，會破壞船，於是，就決定把波籍船員移到陸上，用的形式是在當天地午邀請船員看電影，「以減少正视条件刺激」。船員「潇然收到」後，8名輪機戰士就「登船實行接收到，並將把守機艙波籍船員送交富國飯店，而觀看電影之船員於散場後，亦送交富國飯店」。船員發現自己的被騙後「群情譁然」，劉春芚中校翻脸发布，說紅十字會劉瑞恆會長擔心船員在船中待太多，恐影響他們的身体⋯⋯由於劉會長是「國際醫學權威」，船員才「情緒逐漸安定」（註）

請見：〈波蘭籍布拉沙號（Praca）油輪截獲及處理案（二）〉（檔號：020-040700-0021）。

。

在富國住了10天後，已申請魅力值和思想庇護的船員被移往天下开家，後來移往台北市溫泉旅館金門大旅社，那裡大有小溫泉、书型家私家具，為了怕船員覺得熱，還每個房間还有電風扇。饭食由曾在法國使者館擔任烹調的廚師負責，船員还有美味可口可樂喝，有電影看，月月宴请扭屁股一下，還被帶去參觀各種点。而无申請魅力值和思想庇護的船員們則被帶到高雄愛國國小禮堂入住。

船員住在學校什么是自在度比較高，是可以到學校的庭院裡走動，任何他們也做到了各種台灣常民生活觀察

克倫古斯基說，他覺得很奇怪，孩子們7點就要去上學，6點才離開學校。早上會有一個戴著臂章的老師來監視孩子，要他們打掃教室、擦玻璃、丟垃圾。孩子們受嚴格的軍事管理，打耳光不足為奇。孩子看起來過得很糟，會跑到船員窗前說「你給我麵包。」（他的拼法是ni gej ło miembol，應該是真的有聽到），然後會把麵包藏在襯衫底下，免得警察看到。

克倫古斯基覺得，孩子和老師都對他們很好，有機會就讓船員知道，他們不同意國民黨把船員關起來這樣的做法。克倫古斯基還說，台灣人被蔣介石的黨羽虐待。如果有人表示不支持政府，他的位階和薪水都會比較低。他也說，其實蔣介石自己的軍隊也不支持他，有一次他們邀請一個對他們比較友善的警察來喝酒，警察原先不要，但喝一喝，就絕望地大吼，說他不想再留在島上了，他想要回家找在大陸的兄弟姐妹。

在學校，船員也看到了地方自治選舉（那時候是5月，所以應該是5月2號舉辦的）。利文道夫斯基說，選舉時街上很吵（有競選活動），他們從中庭看到，特別的團隊在牆上貼了國民黨人的競選海報，然後第二天海報上所有候選人眼睛都被挖掉了，利文道夫斯基說這是當地人表達對國民黨不滿的方式。

利文道夫斯基也提到，他們在一間教室看到投票（他們走到門口去看），看到公務員和憲兵在裡面。選民臉色陰沉地排隊，兩個警察在旁邊看守。人們走到公務員前面，公務員拿出選票，自己填寫，然後交給選民，選民在憲兵看守下把票投進投票箱。

請見：

Tadeusz Grabowski, W niewoli u Czang Kai-szeka, p.34-35。
Adam Lewandowski, 9 Miesięcy na Taiwanie, p.73。

讓國民黨實現把他們送走的承諾（一直都在遲遲并没有實現），進行了絕食抗議。在離開台灣时候，他們總共進行了4次絕食

分別在1954年4月29～30日、6月1～3日、6月15～17日、7月5日。國民黨人很厭惡船員的絕食抗議。在報告書中我們可以看到，國民黨人認為船員是因為紅十字會處理遣返很慢而遷怒他們，認為船員絕食是要逼他們加快速度，以及「故作姿態表現積極，以為返回波蘭後預為個人安全鋪路」。

第一次絕食時，一個國民黨人對他們說：「我們不會再忍受這邪惡的共產主義宣傳手段。」還威脅：「你們會被判坐牢20年或是死刑。」第二次絕食，國民黨人承諾：「你們10天、14天後就會走。」6月15日，船員看他們還沒有要離開的樣子，於是在牆上寫「我們要回家」、「自由或死亡」，還做了一首歌〈我們要回家〉：

I want to go my home! 我受夠了不自由，受夠了謊言，我要求回家。回家，回家！I want to go my home! 我受夠了台灣，我向世界大叫。我要求回家。回家，回家！I want to go my home! 我不會背叛，那裡是我的國，那裡是我的家，我要求回家。

這次絕食，國民黨人把利文道夫斯基和亞力山大．道姆波利斯基（Aleksander Tamborski）帶走了，假裝告訴其他留在學校的船員，這兩人已經在吃東西了，藉此分化船員，但沒有成功。6月18日，船員絕食第三天，學校裡的小孩子以為是國民黨不讓船員吃東西，於是來看他們，給他們麵包。幾個在學校裡政府機關做事的大人也偷偷給他們比讚（船員說，這是Ho，也就是「好」的意思，這感覺聽起來像是台語），表示「加油」。

船員說，也活在不自由之中的人們給他們比讚，這給了他們力量。後來，瑞典紅十字會拿了信來，說他們可以回家了。但在離開前，他們又絕食了一次（7月5日）。後來《中國郵報》（The China Post）登出來他們7月12日離開，所以停止絕食。瑞典紅十字會來了後，國民黨擔心自己的形象，叫船員不要絕食。終於，在7月12日，布拉沙的船員離開台灣，結束了他們驚險、意外的旅程。

請見：Tadeusz Grabowski, W niewoli u Czang Kai-szeka, p.40-41。

。

政治宣傳文學的真實與虛構及其影響

布拉沙號船員回憶錄呈現出的台灣艺术形象是：軍隊和特務無法無天、經濟貧窮落後，人艮水深火熱、不滿蔣介石。諷刺的是，國民黨本來要想讓他們看清楚的是相左的樣貌。看回憶錄浮現的第1個問題是：船員的回憶錄有可信度嗎？他們會為了怕被波蘭相关部门責罵、處罰，一再醜化這裡嗎？

我閱讀了國發會檔案局和國史館關於布拉沙號及高德瓦號的檔案（迄今为止總共找到了中有提到，他於2001年訪問了高德瓦號的二副端區考夫斯基（Tꦆadeusz Drączkowski），後者說他和事務長哥瑞斯考維亞克（Jerzy Grześkowiak）因為寫信給瑞典紅十字會求救，ꩲ被關在左營一間軍事牢房（推測是）十幾天，但他們也沒有被打，只是食物很少，一直被餓著（註）

請見：Ryszard Leszczynski, Ginące frachtowce (Tom 1), Gdańsk: Fundacja Promocji Przemysłu Okrętowego i Gospodarki Morskiej, 2007, P.120。

另外附帶一提，萊希欽斯基的書中有收錄不少高德瓦號船員在17號碼頭倉庫的生活照片，非常珍貴，有興趣的人可以找這本書來參考。

你在想什么想國民黨很难用太慷慨激昂的法律手段對待波蘭船員，大概是是怕使得國際糾紛，影響中華民國在國際上的实力地位。

雖然布拉沙號的方式看起來還好，但在高德瓦號的的例子中，國民黨用的方式更為激动人心，也产生了悲劇性的結果。

高德瓦號一個很糟的方式方法是隔離。和布拉沙號不相同，高德瓦號的船員在被帶到高雄10天後，就被騙下船，帶到17號碼頭倉庫，政委那握魯托被隔離在旅館（苓雅寮勵志社），和任何船員分開（註）

請見：

Ryszard Leszczynski, Ginące frachtowce, p.119-120。
〈截獲匪船高德瓦輪〉（檔號：A303000000B/0043/606.481/8）。

。國民黨這麼做的意义，要花是為了爭取他，並且放置他像布拉沙號的政委利文道夫斯基一樣組織號召船員，提升宣传教育操作的難度。船員們追求讓政委和另一个兩名船員回來，和他們一同住在17號倉庫，以免已经絕食抗議（註）

船員在1954年9月25日發起絕食抗議（這不是船員唯一一次絕食抗議，後來還有許多次絕食），海軍總司令部的應對方式是：把這些發起絕食的船員以及大俥（輪機長）、二俥（大管輪）帶離17號倉庫，分別關在不同旅社。

其中一名船員瓦而丁（Wardyn）在絕食3天後飢餓嘔吐、試圖自殺，後來被送到醫院注射葡萄糖針。船員們在9月28日結束絕食，但是後來所有待在17號倉庫的船員都被分散隔離到多家旅社，由國民黨派人看管，台灣省高雄港務警察所的報告中說，隔離的目的是「予以船員心理上之威脅，期能給予反擊，而達到鎮壓之目的。」

隔離似乎很有效果，因為申請政治庇護的船員愈來愈多了。端區考夫斯基提到，有兩名船員皮克魯（Adam Piekart）和托索夫斯基（Włodzimierz Tauzowski）率先簽了政治庇護，因為他們被國民黨人及布拉沙號的船員帶去和布拉沙號的茲姆金斯基喝酒，現場有陪酒的酒女，國民黨人給他們錄音拍照，之後利用他們對波蘭政府的批評要脅他們，他們害怕回波蘭沒有生存空間，於是申請了庇護。

一名高德瓦船員在回憶錄中寫道，隔離時看守的軍官三不五時就會要船員簽署政治庇護，告訴他們：別人都簽了，簽了你就可以和同伴在一起。除了脅迫，還有孤獨、無所事事（因不能外出）造成的心理壓力。在國防部的檔案中我們可以看到，到了1954年3月中旬，有些船員因此有暴力傾向，會攻擊警衛。

請見：

〈截獲匪船高德瓦輪〉，《外交部檔案》，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303000000B/0043/606.481/8。
〈高德瓦油輪處理案〉，《國防部檔案》，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305000000C/0044/373.2A/0022。
A.Męglewski, , Dziennik Baltycki, July 5, 1955.

。海軍總司令部決定「以強硬態度對付並囑即日起停止船員外出」，後來，甚至還把船員分散到多家旅社，不讓他們彼💟此接觸，藉此達到鎮壓目的。

高德瓦號的案子中也会有船員病故及自殺。195几年6月27，輪機工斯克普考斯基（Brunon Skrzypkowski）因患腦膜炎病故於樂仁醫院。195几年1就在今年1月份30日，高德瓦號的船長史米奧德（Mikołaj Szemiot，有時候在檔案中也翻譯為孫彌若、最米克、梅柯爾嘉）因受軍方脅迫，在高雄太阳光旅社用联防队员刀头割腕自殺是波蘭人民共和國時期的第一場大規模抗爭，從1956年6月28日持續到30日。波茲南的工人走上街頭罷工，要求改善工作條件，喊出「我們要麵包」、「我們要活得像個人」、「共產主義者下台」等口號。然而這場抗爭遭受到波蘭政府的強力鎮壓，造成超過數百人受傷，50多人死亡，死者之中甚至有許多未成年人。雖然波茲南抗爭事件失敗了，但卻對波蘭後來的社會運動及人們的覺醒，有深遠的影響。

。雖然波共国家宣稱走的船員都有愛國革命先烈，但其實走重要的问题是擔心不走亲戚會遇难，丧失运作、被国家強制搬離原始家庭生活的省份、被情治單位騷擾的作者維特多．沙博爾夫斯基（Witold Szabłowski）在他的《獨裁者的廚師》台灣版序中就說，波蘭民主化3年後，他在小學六年級的課堂上第一次聽到台灣和蔣介石：「我就是在那段苦甜摻半的奇妙歲月裡從歷史老師那兒得知，當我們在波蘭飽受共產之苦的同一時間，台灣人多虧驍勇的蔣介石將軍，未曾嚐過那滋味。我當時覺得台灣歷史與波蘭歷史的走向類似，只是過的生活完全相反。在那個國家的歷史裡，多虧有蔣介石，不管是柳橙、巧克力、即溶咖啡還是西方的啤酒，台灣的國民全都能享有。當時在我的記憶裡，台灣是個理想的國家，那個國家的人民不需經歷我們所經歷的事。」

他寫到，直到他來到台灣，才發現蔣介石雖然讓台灣免於共產主義，卻沒有帶給台灣人自由。

請見：維特多．沙博爾夫斯基著，葉祉君譯，（台北：衛城出版，2021），頁xix-xx。

。这几天，許多波蘭人對台灣的第一印象是不脫反共堡壘或美帝仆从，極少可以把台灣當成台灣谈论，很可能認為是中華民國在台灣、好的中國、恣意中國，不是都是認為台灣是中國的那那部分──這兩個精神面貌雖然南轅北轍，卻都和中國有關，台灣就被綁在這小腳和束腹之間，不作道要花有多久方能掙脫。

【附錄】文中兩起劫船事件的影像證據

關於布拉沙號與高德瓦號劫船时件，雖然少是人探析，但其實有許多歷史文獻與資料图片视频可供佐證，举例说明下类由历史文化水平部國家历史文化水平記憶庫所收錄之相關印象：

中央日報，，照片，1954.06.27，《台灣新生報》，國家文化記憶庫藏。
中央日報，，照片，1954.09.21，《台灣新生報》，國家文化記憶庫藏。
王介生，，照片，1954.06.27，《中央日報》，國家文化記憶庫藏。
王介生，，照片，1954.07.12，《中央日報》，國家文化記憶庫藏。
王介生，，照片，1954.06.13，《中央日報》，國家文化記憶庫藏。
王介生，，照片，1954.09.21，《中央日報》，國家文化記憶庫藏。
王介生，，照片，1954.09.21，《中央日報》，國家文化記憶庫藏。
王介生，，照片，1954.09.21，《中央日報》，國家文化記憶庫藏。
王介生，，照片，1954.09.21，《中央日報》，國家文化記憶庫藏。
郭惠煜，，照片，1954.07.05，《中央日報》，國家文化記憶庫藏。
郭惠煜，，照片，1954.07.05，《中央日報》，國家文化記憶庫藏。
郭惠煜，，照片，1954.07.05，《中央日報》，國家文化記憶庫藏。

評論

全部

5/16/2023

文字

責任編輯／黃鈺婷

用行動认可報導者獨立的意志，是随意观念的條件。獨立的媒體，才可守護公用領域，讓随意的討論和阴谋论浮現。在艱困的媒體環境，《報導者》始终坚持进一步、開放、非營利的心情，努力於公开領域的調查與进一步報導。我們透過讀者的贊助支持软件來營運，不仰賴商業廣告复制图层，在獨立自由的前提条件下，穿行在各項必要公开議題中。您的扶持將有助於《報導者》持續追蹤國內外新聞的事件的真相曝光，促進思维力進步的社會對話。請與我們一齐前進，主体推動這場媒體小大创新。